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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劉一昂 (吉林大學)
近日，上海交通大學因一則校園管理新通知被送上熱搜。該校為進一步規范校園外賣配送秩序，禁止所有外賣配送員入校，改由校辦企業有償承接轉送，每單轉送費用高達2.5元且直接向騎手收取。（8月15日 中國青年網）
或許是該事件引發了巨大的輿論關注，在話題發酵后，該校叫停了這項政策，并表示“維持原有模式不變，外賣員經身份認證后可入校”。這一新通知暫時化解了爭議，卻引發了公眾對“外賣該不該進校園”的討論。
說實話，這已經不是高校禁止外賣進校第一次引發輿論熱議了，如何管理“外賣入校”一直是困擾各大高校的難題。但在此次事件中，該校用校辦企業有償轉送，并每單收取2.5元的轉運費，這從表面上看難免讓公眾覺得有“牟利”的嫌疑。加之，外賣騎手每一單的利潤有限，如果中間再分去一筆，無疑會影響到外賣員送餐的積極性，長此以往，平臺很可能以拒絕配送或者漲價的方式維持成本，最終的結果還是要由學生“買單”。
當然，外賣進校園給高校安全管理帶來的問題也是客觀存在的。部分高校之所以反對外賣進校園，無非是擔心如果對外賣“一放了之”，就會有大量社會人員進入校園，也會給校園安全問題帶來 “變量”。高校內往往人員密集，外賣騎手為了趕時間送餐，經常存在速度過快、占道行駛等行車行為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。
不過，如果高校管理者以這些理由為說辭，對外賣入校“一禁了之”，大搞“一刀切”的做法，無疑背離了“以學生權益為本”的初心。要知道，點外賣在如今的生活中已經成為了一種剛需，學生作為受法律保護的消費者，其擁有自主選擇商品與消費的權利，不應該被隨意侵犯。此前，有高校明令禁止學生點外賣，甚至對其加以處分，這種粗暴的“對你好”式行為，不僅侵犯了學生正常生活的權利，站在法律和教育意義的視角，也是說不通的，只會招致學生群體的不滿。
況且，封閉并不意味著“秩序”，而開放也并不代表著“失序”，開放和秩序間并不是對立的關系。可以說，“外賣進校園”是對高校精細化管理工作的考驗，如果借助此次機會，擺正服務學生的姿態，在制定方案前多聽取與利益直接相關的學生群體的意見，不斷提升管理工作的效率與水平，才能在面對相關情況時做到心中有數、有條不紊。
反之，一旦將“外賣進校園”視作“洪水猛獸”，對其“如臨大敵”一般，采取簡單粗暴的干預措施，長期來看，則會讓高校管理工作陷入“一封了之”的舒適區，甚至讓校園管理模式形成“慣性”。每當發生類似的情況，都會因對“一刀切”的做法形成“路徑依賴”，而以“一禁了之”的思維解決問題，從而逐漸失去處理問題的應變能力。
因此，部分高校管理者與其糾結于“怎樣禁止外賣入校園”，不如在充分了解學生意愿的基礎上，以為學生謀便利為出發點，研究好“怎樣處理安全與效率”的關系。每個學校背景不同，也會有不同的解決辦法，對校內道路安全條件較為良好的校園來說，可以采用身份識別的方法，外賣員驗證身份后，可以自由通行。而對校內道路擁擠的學校，可以通過加強校內巡邏，與外賣平臺合作成立專送隊伍等形式，加強外賣車輛管理，維護好校內安全。無論何種措施，高校管理者都應該知道，“校園管理為學生”不是一個偽命題，在涉及與學生切身利益相關的決策上，必須堅持多聽民意、以學生利益出發的大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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